历史深处探宝 现实书就辉煌
　　　　——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

作者：陈芳

只见老先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一脸欣慰之情。笔者童年还在未名湖畔蹒跚就听长辈们说起过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一级教授侯仁之先生教书、治学的成就和建树。到80年代笔者曾为征集燕京大学校史资料冒昧闯到燕南园先生家中求教，先生循循善诱，声若洪钟，一点不似古稀长者。直到后来笔者增加了点年纪，也念了两句书，才更认识到先生的不凡。侯仁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我国“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具有开山地位。

一、从历史纵深处走来

何谓历史地理?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侯仁之先生在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绝对是一位权威，一位长者。从1932年秋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时即开始涉足历史地理研究之领域，披阅70载春秋，先生穿行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苦心钻研，一路风雨，一路花香，至今笔耕不缀，奋斗不已。

燕大四载，先生先后从师洪业(煨莲)教授和顾颉刚教授，接受了历史科学的基础训练和严格的治学训练，深受顾先生在中国地理改革中倡导务实精神之影响，更深刻感佩明末清初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经世致用”之学术价值观并引为精神向导。就学期间，适遇1935年夏长江中下游水灾，乃撰《记本年湘鄂赣皖四川水灾》(载《禹贡半月刊》同年10月16日4卷1期)，书生忧国忧民之心态可见一斑。

1936年夏天先生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靳辅治河始末》刊于本校《史学年报》。后留校作研究生兼系主任助理，在顾颉刚教授创设的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里担任助手，开始了黄河后河套水利和北京历史地理的调查研究。先生受顾先生启迪，发现有些文字资料记载并不可靠，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可以订正许多问题。从这时起先生就一直重视并倡导野外考察和考古学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在今天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已蔚然成风。1937年撰《陈潢治河》一文(载3月7日《大公报·史地周刊》)。顾先生南下后，先生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

“7．7”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燕京大学因挂教会牌子成为敌占区中的一个“孤岛”。先生在书斋一隅仍埋头苦读，潜心向学，先后写就论文《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载《燕京学报》1938年23期)。《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载《燕京学报》1939年25期)。1940年研究生论文完成，获文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协助自愿赴解放区或大后方参加抗日工作的学生离校。1941年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列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一，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此时，先生的学术方向已转向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本侵略者封闭，先生遭日本宪兵逮捕。1942年2月10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之罪名，由北平沙滩日本宪兵队本部转押在东直门内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6月1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三年内没有迁居旅行自由，且要随传随到，只好寄居天津岳父家。1943年，为摆脱敌伪干扰，到英租界私立达仁商学院教课。课外仍从事天津历史与地理的个人研究，并完成《北平金水河考》初稿。正值抗战烽火，先生不为侵略者做事，文章没有立即发表。1944年转到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应邀为“学生俱乐部”作《黄河故事》之讲演。1945年《天津聚落之起源》作为《天津工商学院特刊》出版。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0月燕京大学重新开学，先生回校任教。

1946年《北平金水河考》在《燕京学报》第30期刊出。8月，先生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这是先生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驿站。先生开始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和方法，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他深受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该系新任主任达比(H．C．Darby)教授的影响，先后后来回忆说：“他认为人类生活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变化之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的变化，历史资料十分重要，实地考察以及人类活动遗迹的深入研究更加重要。”先生把自己的学术渊源和达比教授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正是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使我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

业务研究之外，先生还热心公益，先后担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利物浦分会主席和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1949年夏初，先生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从海上经香港回国。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天赶到北京，并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欢庆活动，先生很为古老祖国重新建都北京而振奋。他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1950年，先生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在大学历史系课程目录中的“中国沿革地理”，建议改为“中国历史地理”，之后又写成“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载《新建设》1950年7月号)，可谓新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开创的一个奠基石。同年，北京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至1954年)，梁思成先生任副主任，主管业务，他请年纪尚轻的侯先生兼任该委员会委员，为他们的规划工作提供北京城市发展及其历史上规划建设的基本资料。候先生怀着为新中国服务的积极心态努力工作，他根据要在北京西北郊规划建设文化教育区的要求，通过实地考察，于1950年完成了题为《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的论文，这是先生第一次为首都规划提出的科学依据。

这一时期，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现实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不断提出了新的问题，内在的传统格局和新的城市功能之间不断涌现新的矛盾；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国情，既需要历史地理学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也给学科的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遂使侯先生对北京的研究探索一直倾注极大热情，从50年代到今天，论文、专著迭起，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先生先后发表了《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1955年)《北京历史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论北京建城之始》和《北京城的兴建》，《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59年第9期)等一系列重要论著，深刻揭示了具有3000余年历史的古都北京，是随着其地位不断上升而逐步演变发展的伟大城市。他指出，北京被确立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后，城市规划设计上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城市建设布局最为鲜明地体现封建帝王之都的理想模式：二是巧妙地利用天然江湖水系和开辟新的水源，乃至不惜变迁城址，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北京壮观的人文特征和完美的艺术构想，使它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雄伟都城。先生正是从城市历史演变的继承性出发，对北京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好保护古都风貌与旧城改造扩建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议。先生十分注意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引导。从1951年8月起到1988年，先生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九届北京市人大代表。自1958年起又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一兼职还使他于1965年夏顺利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十分之有利，并被选送人北京举行的全国科技研究成果展览，在保密室展出只供有关人员参观。之后，先生主持编绘北京历史地图，惜“文革”中断，至1979年方得以重新起步，于1988年5月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至1997年第二集出版。目前正在从事第三辑的编辑工作，为先生晚年一大快事。“文革”之后，先生积极参加了北京城市规划及重新编制《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1982年在制订和上报《方案》的过程中，先生连续发表了《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改造》和《论北京旧城改造》两篇论文。1985年初他又被聘为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先生更进一步考虑如何结合北京历史名城之特点进行旧城改造的问题。同年5月，他应邀出席北京市领导召开的“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在会上做了题为《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的专门发言，提出：第一，一定要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看北京的规划和建设，特别是旧城的改造；第二，一定要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特别是在旧城改造中，坚持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是侯先生的一个精辟论点，他一贯主张在首都的城市建设中必须突出新的主题思想。北京旧城规划设计因为“帝王至上”的主题思想发挥到艺术极至而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最为杰出的典型。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北京作为人民首都的继承旧日城市规划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代之以“人民至上”的主题思想。先生一直讲，一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除去满足人们日常文化生活需要之外，还常常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思想，北京城就很突出。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把昔日狭窄的宫廷广场，变成了现在开阔的人民广场。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东边是历史博物馆，保留下天安门，保留下前门，当中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气象辉煌。走在这个广场，面目完全一新，精华保留下来了，糟粕就被淘汰—了。新的面貌开始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主题思想，主题思想改变了，出现了新的气象。为了深入探讨自己这一论点，先生还对北京与华盛顿城市规划设计进行了比较研究，于1987年写成《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建设主题思想试探》一文(载《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论文采用中外对比方法，不仅开拓了中外城市历史地理学之比较研究，丰富了城市历史地理的理论积累，而且从更高角度上观照历史，洞析未来，告诫人们任何一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都必须尊重历史，继承其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继承中发展，任何割断历史的做法皆不足取，中外皆同。先生已经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城市规划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先生曾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以说，候先生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是最早肯定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地位的。他一直明确讲，北京作为首都很重要，集东方城市文化发展之大成，价值很高，可惜没有保护下来。先生对此痛惋不已。

先生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开拓了我国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他在系里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小组。此时他被选为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8年国务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心议题是改造沙漠的“西北六省区治沙漠会议”，先生积极响应和参加。他一向认为，中国对沙漠地理研究也几乎是空白，文献资料几近于零。从1960年至1964年，每年暑假，他都带领几位助手，跋涉于宁夏河东沙区，内蒙乌兰布和沙漠和鄂尔多斯南部毛乌素沙漠之中。在大漠黄沙之下，艰难找寻那“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大草原和城堡、村镇、水井、磨盘等人类居住遗迹，探索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据先生弟子回忆，1960年夏考查河东沙区时，曾遭遇一次车祸，吉普车突然翻进路边沟里，幸亏沟不深，有惊无险，但先生插在左胸衣袋上的钢笔弄断了。1964年，先生又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交付的对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任务，带领本系教师王北辰，研究生朱士光，中科院李宝田，袁樾芳前往实地考察。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师生五人辗转大漠黄沙，特别是在靖边县北端白城子发现公元5世纪匈奴所构建夏国都城统万城的高大废墟。年过半百的侯先生，还和学生们一起爬上古城西北隅24米高的敌楼登高远眺。先生说：“在四望黄沙，一片荒凉的沙漠腹地，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古人类活动遗迹，真让我们惊呆了。它给了我们揭示沙漠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变化过程的钥匙。所以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除了要有文献考证功夫外，还必须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掌握新的研究手段。”

侯先生对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是极富开创性的。他先后发表了《从红柳河上古城的废墟看乌素沙漠的变迁》(1973年，载《文物》1973年第3期)、《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1964年，(载《科学通报》)1964年第3期)、《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1973年第3期)、《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1973年，载《考古》1973年第2期)等重要论文，以大量实地考察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人类生产活动破坏自然植被，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引起沙漠化的严重后果，同时也从理论上为沙漠历史地理学从指导思想到野外调查方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充分表现出学术的优势，对于今后遇到沙漠化有计划地开展治理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为我国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先生对沙漠历史地理学情有独钟，至今谈及仍眷恋不已。“文革”中断了他的研究。1978年3月，先生怀着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并深受鼓舞。6月，他和考古学家俞伟超应中国科学院沙漠所之约，参加综合考察队，重返西部沙漠，由兰州经武威、张掖、酒泉、金塔转而循蜿蜒于戈壁沙漠之间的额济纳河(弱水)，重点考察了湮没于沙漠之中居延城废墟和古居延泽；又赴敦煌，考察了沙漠中的汉代龙勒城(唐朝寿昌城)及西北名塞阳关故址。《敦煌县南湖绿州沙漠化蠡测》等论文正是此行收获。

1979年12月，先生还参加“三北”防护林体系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学术报告《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能使先生晚年稍以释怀的是由他所开创的沙漠地理研究，随着政府部门对防治沙漠化工作的日益重视，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70年代，先生应约到几座燕赵古城建设部门实地工作考察，写成《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1974年)，《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1975年》，《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1976年)，《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此文否定“榆林三迁”说(载《文物》1976年第2期)。

可以说，侯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我国几种类型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他不空守书斋，毕生奋斗不论是辨章学术，还是阐发名理，乃至自创学说，兜来兜去都是为时为世为事的，足见中国书生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之境界。

二、步芳斋主人

幽深静谧的北京大学燕南园里绿树掩映着61号院，这是侯先生的住宅。先生说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即搬来居住，客厅里挂着的条幅、镜框雅人深致，书卷气浓，像是在静静诉说着先生洞明事理的学者春秋。仅录三幅雅赏之：

侯仁之院士荣获美国地理学大奖

洞察历史规律剖析自然世界

深发文化底蕴塑造现代中国

　　　　　　　　　　　　　　　　　　　　　　　　晚生 陈述彭敬贺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

步芳斋主人八秩晋五华诞暨执教六十周年志贺

　　燕赵京畿厘测时空评郡国利病

　　朔方计凉行舟渤海探华夏迷踪
　　　　　　　　　　　　　　　　　　　　　　　　丙子孟冬 五四级门生敬贺

仁之伉俪雅正
　　　　图史芬芳闲领味
　　　　云烟供养静恰神
　　　　　　　　　　　　　　　　　　　　　　　　戌寅选堂

足见先生一生建树、业绩及至气质才华，学生、同仁、亲朋有目共睹，心领神会，不言自明。

先生祖籍山东恩县，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枣强县肖张镇。先生1918年在本镇入小学，惜因体弱多病，数次掇学，先生父亲当时在镇上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1926年人山东德州博文中学，毕业后读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1931年转入河北通县潞河中学。

父亲曾期望他学医，“九·一八”一的现实教育改变了他的向往。弟弟“学医只能为个人治病，学历史却能为社会治病”的勉励，促成了他后来一生的追求。他当时读到顾颉刚先生的文章，深受影响，于是参加1932年燕京大学特别考试，获四年免费奖学金入学，选读历史系，当时顾先生在燕大教书。从此之后，先生就一直学习、工作、生活在燕园。求学期间，他兼任过学生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后来成为燕大的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进行院系调整，1952年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1980年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7月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而我国尚未加入。遂入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出我国应尽早加入该公约的提案，征求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共同签名并终获批准。从此我国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八达岭长城、故宫以及后来的黄山、颐和园、丽江古城等均列入该公约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名单。这是侯先生对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贡献。

先生在多年研究中，还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地理典籍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和总结。他很重视我国古代一些重要地理著作里所渗透的爱国主义思想。如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的《禹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当时正是列国诸侯，群雄割据，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大中华统一国家尚未出现在东方地平线，而《禹贡》作者却假借大禹治水之传说将全国划为九个不同的政区即“九州”，就此描绘出一个理想化的大一统国家，表现出作者渴望国家政治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思想。先生认为：“《禹贡》这篇极其重要的地理著作是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是具有时代先进意义的”。侯先生还高度评价北魏时期郦道元及其不朽地理著作《水经注》。认为作者虽然处在国家政局分裂的时代，但专著却打破人为政治疆域的限制，以自然界江河水系为纲，把眼光投向全国的广阔疆域，进行了全国地理的记述，贯穿全书的仍然是渴望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

侯先生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和明末清初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更是推崇备至，指出徐霞客所以能够在地理学的考察上开辟出一个新方向，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新贡献，首先就是在于他是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一个先驱。而提出“经世致用”的顾炎武，则是从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崇高目标而从事地理的著述并进行毕生的考察。侯先生说：“顾炎武一生作了不少的地理工作，而且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用之于政治斗争的实践，这一点可以说是十分鲜明的。”先生奉此为我国地理学的优良传统，努力使其发扬光大仍是今天地理学一项重要使命，于是先生身体力行，毕生奋斗，始终不渝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自觉地为国家的建设服务。记得有人说过，中国爱国书生“志于道”，无恒产却有恒心，有社会关切，有终极关怀，是社会的良心，笔者想用来比喻侯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上也开先导，讲学、研讨、顾问，乐此不疲。1957年夏由教育部派往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出席“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1980年3月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之约，作为Cecil H ＆ Ida green 客座教授，前往讲学。

12月初再次赴美，伴同雷洁琼教授应邀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1981年5月，根据文化交流协议，应邀前往加拿大维多利亚和多伦多等大学作讲演。1981年11月至1982年2月，作为福布赖特学者应邀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厄巴特)地理系讲学。1984年1月至9月作为路斯基金学者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进行北京与华盛顿在城市设计主题思想上的比较研究。1986年8月，被聘为国际地理学会(IGV)及科学的历史与哲学国际协会(IUHPS)所属的地理学思想史专业工作委员会常任委员，出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讨论会。1987年10月作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文物古迹与遗址国际会议(IC0-MOS)”第8届大会，在会上作《新时代的万里长城》的发言。回国途中又应邀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诸岛屿文化遗产国际讨论会”(HAPI)第三次会。

进入90年代以后，候先生宝刀不老，仍旧马不停蹄。1991年7月赴荷兰的乌得勒文市，出席国际地理学会联合会所属地理学思想史工作委员会会议。9月再访美国康奈尔大学，作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城市设计主题思想上比较研究的报告。同时顺访旧金山南海艺术中心，数次作介绍北京城的报告。1992年8月赴美国出席第27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在弗雷德里克斯分会举行的地理学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会后又应约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和美国的达慕斯大学及加州大学地理系，分别作学术报告。

1996年5月应邀赴美国，出席克莱尔门特麦基纳学院召开的《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讨论会。

2000年11月9日、10日两天，先生还在家中为台湾沈祖海建筑文教基金前来北京的学者讲专题《历史上的北京城》和《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华夏同根溯祖探源，为金瓯圆聚尽赤子之心。

1999年10月21日，先生和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在北京共获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11月，先生又荣获美国地理学会奖发的George Davidson 勋章。戴维斯勋章始创于1946年，专门授予在太平洋或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探索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侯先生是第6位获奖者也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真是当之无愧。

侯先生多年潜心治学，文章、著作多不胜数，为后学留下宝贵思想财富。仅举其代表作：1959年，《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连出三部：《历史上的北京城》，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步芳集》，9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7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80年与金涛合著《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同年“爱国主义历史读物”优秀奖。1991年12月教育出版社出版《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与金涛合著《古都北京》以中文、日文、英文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历史地理学四论》。1995年燕山出版社出版《奋蹄集》。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院士文库·侯仁之文集》。2001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侯仁之学术文化随笔》。

侯先生是一代宗师，教泽流芳，弟子遍及海内外。他热情培植人才，提携后学，今天国内几位历史地理研究权威人士都一致奉先生是领他们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引路人。先生还热心普及宣传历史地理知识，几十载不懈努力。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没有哪一届学生不知道侯先生，因为每年假期来临，他们在出游旅行之前，都要请侯先生做报告，而先生总是满腔热情有请必到，以他对祖国的热爱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祖国河川的壮美以及旅游中如何观赏领略，报告总是能深深打动学子们的心灵，给历届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人终生难忘，每及忆起津津乐道。

1990年，权威性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合办，于当年第四期出版了《恭贺侯仁之教授八十华诞专号＞，载有辛德勇《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朱士光《师教琐记—为恭祝我师仁之教授八十华诞而作》等文章，一致称赞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地理领域劳绩卓著，举世共仰，蜚声中外，影响深广。并“深信仁之师凭着他坚强乐观的精神与健康硬朗的身体，一定能继续带领我们后学晚辈，为着进一步发展历史地理科学，为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拼搏奋斗到二十一世纪!”

先生也一直很关心居住地海淀的青少年们。1993年，海淀区政协主席张宝章同志主编海淀区中小学乡土教材《海淀名家》，共收录62位居住、工作在海淀区的著名人士、学者，其中有北大谢宁同志撰写的《架设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桥梁—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侯仁之》。先生特为该书题词：“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愿青少年同学们脚踏实地，奋发前进。壮志凌云，前程万里。伟大的祖国和人民需要你，空前未有的新时代在召唤你!

侯仁之 1993年初夏

足见先生人生态度十分积极乐观，为社会服务真诚上进，并努力传之后代，其风骨令人敬仰。

今年1月1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室邱新立、《中国地方志》编辑部王芳同志，在中国地方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的引见下，前往北大燕南园求教。侯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就新修地方志的一些问题又作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纂修地方志是我国一个独有特点，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记载方式。在古代，志书能够为地方官治理一地提供参考。在今天，新修地方志仍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批判继承这份遗产，推陈出新，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地方志。先生认为新修方志中应该增加反映“地理变化”的内容，旧方志对此注意不够，一个地方过去什么样子，今天又是何等面貌，都应该在我们的地方志中尽可能加以记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今后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先生还强调编纂志书要注重实地考察，新修志书要加强对反映信息量很大的地图的研究，认为目前新志中地图的份量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次访谈记录被刊登在专业期刊《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4期上)。还是让人由衷感到侯先生在对社会发言时，特别冷静和理性，先生毕生都在追求科学的永恒性。

三、热爱海淀 情系圆明

侯先生从求学至教书、治学，一直生活工作在海淀，对这块被历代文人誉为“神皋之佳丽，郊居之选胜”的都下宝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先生30年代在燕大教书时曾在镇上军机处胡同10号院居住过。先生在专著《步芳集》中有不少论述海淀地理的文章，如《北京城最早的水库一昆明湖》等，先生毕生研究探讨的一个专题就是海淀古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演化和变迁、继承与开发。

1979年11月3日，侯先生应海淀区政府之邀，在海淀区地名普查工作会议上作专题报告：《海淀镇附近地区的开发过程与地名演变》。先生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地名常常提供重要线索为起点，讲到50年代海淀西大街外巴沟低地之秀丽旖旋江南风光留给他的深刻感触和“海淀”地名始于元代至今天的历史变迁。强调地名普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了解、认识和建设自己的乡土都有极大关系。侯先生希望海淀地名办的同志们在工作中取得更丰富的成果，诚恳表示：“回过头来，我再向同志们请教”。

1999年，侯先生与助手岳升阳博士合作，又拿出了一篇力作《海淀镇与北京城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载《北京规划建设》2000年第1期，第2期)，论文强调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地理上的相互关系源远流长，它曾是北京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过居庸关古道上的必经之地。元明时期官僚阶层营造私人别墅使其转变为近郊风景园林区，清代皇家兴建“三山五园”又使其成为京西重镇。近代圆明园惨遭帝国主义侵略者劫掠焚毁，导致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民国时期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校园的建设成为园林遗址利用的新起点。人民首都的建立和文化教育区的创设，尤其是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和中关村西区的开发，给古老的海淀镇带来了迅速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在继承景观风貌，改造万泉河和整治圆明园遗址方面，及时着手解决。

这年9月28日，先生又对代表海淀区委、区政府前来看望慰问的区政协主席王珍明同志抒发了肺腑之言：“我把海淀当作家乡，从1932年来到后就没有搬动过。”先生提醒海淀领导，海淀镇是台地，巴沟是低地，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巴沟是最好的园林区；台地从东到西，一下从海拔50米下降了4．5米左右，过去向西一看，水面清圆，风荷秀举远衬西山屏障，一派江南风光，现在让稻香园、芙蓉里一带高层住宅楼全给破坏了。这一点已经无可挽救了，但愿今后不要再破坏了，所以颐和园东面的“万柳工程”建设十分必要，必将有利于“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当时先生和岳博士都强调既使在高楼大厦之间，也要注意保护历史地理面貌，如北大校园东门外蒋家胡同几个造工考究、保存较完整的四合院和外面当年燕京大学修建的那条精致马路。侯先生极力主张保存下来，作为园区中古色古香的一个盆景。

2000年1月27日，区委副书记申建军和区政协领导再次拜望侯先生，先生力促抓紧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发建设中继承景观风采，改造万泉河和进行地下文物、地上地下文化积存调查、保留资料等多项工作。岳升阳博士随后写出《关于配合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对海淀镇历史风貌进行全面调查的提案》。区政协领导立即将提案上交区委、区政府领导，朱善潞书记、李进山区长、申副书记均作批示，请王珍明主席主持，区政府有关部门参加，区政协专门成立调查小组，还邀请北大城市与环境系、考古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开始了对海淀镇历史风貌、自然环境景观的调查和资料挖掘、整理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区委多次听取汇报，并拨专款支持，调查为逐渐消失中的海淀镇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区政协将部分资料汇编成《海淀古镇风物志略》一书，于2000年12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全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由王珍明主席担任主编，特请侯先生担任总顾问。区委书记朱善璐主持书记会亲自决定，本书就以侯先生、岳博士那篇论文《海淀镇与北京城》为序言，以统领全军，壮大气势。

这几年，侯先生给海淀镇附近几处文化保护遗址题词以示支持。如“万柳园”、“畅春新园”等。先生很怀念畅春园，他一直强调正因为畅春园的出现才带来了海淀镇的崛起和发展。他当年在燕大读书时，已破旧的畅春园里还有一番美丽景像，现在遗址只剩“畅春园东北界”界碑和雍正年间修建思佑寺、乾隆年间修建恩慕寺两处庙门，还被周围杂乱无章建筑围挤。先生这两年向北大校长和海淀区领导都提出过建议：在畅春园遗址中部新建的“万泉文化公园”内自西而东开渠引水，将治理后的万泉河水分流向东，经两座庙门到界碑南侧，然后依照旧址重建篓兜楼，在桥下引水流注北大校园。不仅有益于北大校园，也大有利于“中关村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先生题词“畅春新园”岩石碑现毫立于文化公园东南隅。先生一直讲，继承过去，展望未来，应该在这个小公园里建立一个历史性标志，作为永久的纪念。侯先生曾向笔者说过，最好的景观当然还是恢复畅春古园原有湖面的款款清流。但现实状况很难，能先把此地保存下来不被挤占已是一大进展，寄希望于后来的建设者，“风物长宜放眼量”吧。

2000年11月17日，王珍明主席、张秀慈秘书长邀请侯先生和夫人游览海淀景观和开发建设，先后到过清华西门、中关村北大街、成府路、兰旗营北大教师新宿舍区，四环路和正在拆迁中的海淀镇。侯先生精神勃勃，言谈中充分肯定区政府、区政协在调查和出书中的工作，还谦辞自己为海淀做的事情很有限。新世纪第一春，四月底的一天，王珍明主席请侯先生夫妇再游海淀风光，在圆明园福海南岸和西墙内山房遗址处，听取了管理处主任关于重建畅春园大宫门，修复正觉寺，建设六千平米圆明园博物馆的设想和计划。经过中国农业大学正门古寺遗址时，先生下车在仅存古槐前留念。在西山大觉寺，工作人员热情欢迎侯先生到来，敬请侯先生赐教，侯先生为大觉寺题词：

“西山名刹大觉寺，暮春观花喜不自胜

侯仁之 二00一年四月

为寺中明慧茶院题词：

“茶香溢西山”

先生还在凤凰岭风景区内龙泉寺辽代所建古石桥上扶杖策行，抚古追今，思绪万千。中午在稻香湖培训中心，原海淀区文教区长，第三、四届区政协主席，《海淀区志》主编张宝章同志，郑重聘请侯仁之先生、岳升阳博士出任海淀区志学术顾问，高度评价候先生学术思想对进行海淀史志工作的指导意义。6月26日，张宝章同志带领海淀区地方志同志前往侯先生寓所代表区政府正式颁发聘书，再次指出侯老学术思想观点新，意识超前，具有三个鲜明特色：第一、首创性，关于海淀的历史地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像“海淀台地”“巴沟低地”都是侯先生首先讲的；第二、权威性，由于侯老创见的正确性，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的一致肯定和赞赏；第三、指导性，对北京发展战略和海淀发展战略及实际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海淀区委、区政府诚心诚意请侯先生顾问指导。

海淀深蕴历史文化的积壤上还有一块地方多年来曾留下侯先生无数脚印，这就是圆明园遗址。70年前刚入燕大读书时，先生就常到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的遗址散步，发思古之幽情，祈盼扬大汉天声之今日。1999年10月22日，候先生获何梁何利奖翌日又一次考察圆明园遗址。先生说福海迤西部分是圆明园最初兴建的部分，最重要和最富有政治意义的建筑群都在这里，如用于临朝听政的“正大光明”殿，以“九洲清宴”为主的九座宫殿群，其命名来源于《禹贡》九州，富有一统天下的象征意义。在惨遭破坏之后现在又全部湮没在乱草丛中，此情此景如何能令其再继续下去。

当时，只见先生白发飘着学识，眉宇锁着深重，他在岳博士和笔者捧着的《圆明·长春·绮春三园总平面图》上指点江山，规划未来，倾吐着对遗址保护建设的长者之思，智者之言。先生说：“我这一辈子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正式大学，一个就是圆明园大学，接受遗址教育。”先生并不主张恢复圆明园建筑原貌，应以遗址作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但先生力主恢复圆明园的河湖水系，对遗址的清理保护采取“以水为纲，以木为本”，因为河湖水系是圆明园建筑的基本脉络，再由人工丘陵和多种建筑点缀其间，才构成一区巧夺天工的人间园林。所以要清理并保存其尚能确定的建筑遗址，在其周围因地制宜大力绿化。先生强调指出，对圆明园遗址的合理保护、利用，不仅有利于“中国硅谷”之自然生态环境；对整个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开发建设，也赋予了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风采，“它象征着祖国已经从多灾多难的过去，开始走向光辉向上的未来。”

四、“莲花”情结

多年来，侯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北京规划建设如何体现古都风貌，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重视文物保护的工作。

这里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侯先生和莲花池、后门桥。莲花池位于广安门外丰台区六里桥东北，古燕蓟城西侧。莲花池曾是这个小城的水源和起点。至北魏时郦道元《水经注》提此地为“西湖”，称之“绿水澄瘪，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不仅为城市提供水源，而且为游览胜地。后来金在北京建中都，成为历代北京建都的开始，莲花池就是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侯先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果没有莲花池，历朝未必在北京建都。在北京西客站选址和八十年代中期正式开工以后，侯先生十分关心元大都会城门附近众多古迹遗留的保护工作，一直和北京铁路局保持联系。当时主抓基建的总工程师、副局长郝慎铭同志(1945年在天津工商学院就读时曾聆听过先生的讲座)常就有关问题向先生请教。有方案提出放弃莲花池，当时古池已经干枯，是养鸭子的地方，相当平坦，便于进行地下建筑，也没有搬迁问题，可以很快动工。先生为保护文物考虑再三，建议保留莲花池。当时还没有安装电梯，已80岁高龄的侯老和夫人相搀着爬楼梯上到工地最高处，观察莲花池周围的地势和环境，写报告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营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莲花池的保护非常重要，金中都的建设与它有直接关系!”后来的规划设计方案接受了先生的意见，将西客站主楼往东北挪了大约100米，在莲花池东北岸上建起了“京门”。

1994年12月8日，候先生写就《莲花池畔再造京门》。全文饮水思源，追踪蓟城故址，殷切期盼青年湖旧貌换新颜，呼吁用遗址建立辽京城垣博物馆。大作后登在《中华锦绣》期刊总第一期上(1995年1月创刊)。侯先生曾送给当时北京铁路局局长冯振九同志参阅，上题：“振九局长：旧作一篇，敬请指教，侯仁之呈。”

1998年4月24日下午，市委中心学习组第六次学习开专家讲座，根据市委书记贾庆林建议，汪光焘副市长来电话请侯先生专讲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贾庆林同志因到中央开会请假，学习由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主持，市领导张健民、陈广文、刘淇、于均波等参加。开讲前在小会议室时几位领导都先进去看侯先生，刘敬民张口就说侯老教授是宣武的顾问，汪光焘同志则请侯先生热情的指导。先生虽年事已高仍精心准备，抓住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不但清晰地讲述了北京城市发展历程，而且还结合现实提出保护莲花池与后门桥的具体意见，为领导干部们做了一个题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报告。先生首先评价“车站建起来了，确实具有城门形式，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肯定”，同时，“报喜也报忧，我真希望有朝一日莲花池能恢复它的水上景观。现在北京市正在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能不能考虑恢复莲花池?”侯先生建议从北方把玉渊潭的水沿着三环路引下来，注入莲花池。希望作为“京门”的西站附近保持开阔空间不会被占去，让富有历史渊源的自然风光为历史文化名城增色；充分水源还可使人文、交通荟萃之处的西站小气候得到改善，让莲花池上的历史光彩重新出现在今天。

先生又谈到都城中轴线问题，从历史代封建统治者“面南而王”，都城设计中的中轴线一直向正南方向发展，到今天北京城总体规划确定保护北京城原有中轴线继续向南发展，同时向北一直到现在北四环路，此举在传统城市规划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按照总体规划还要在北四环之外形成一个新的建筑中心，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先生为中轴线上故宫建筑群完整保护而自豪，同时高度评价天安门广场的改造非常成功，认为“站在天安门上，放眼全局，既可以回顾过去，更会想到现在和未来”。由此为当时的后门桥的残破凋零状况感到可悲，侯先生说，后门桥涉及历史上北京城址的重大转移，决定了全城的中轴线，是元大都城规划的起点，非常重要。先生说，保护中轴线是保护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采用当年保护北海金鳌玉蝀桥的办法，拓宽代表北京南北中轴线最重要一段的地安门大街和后门桥，然后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使全城中轴线最初设计起点地方焕然一新。先生问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在学习会上大胆提出来，供市领导参考。

张福森同志高度评价和感谢侯先生的精彩报告和宝贵意见，指出：“侯仁之老教授在这方面是第一权威，对北京市的城市建设非常关心”。“侯仁之老教授是北大老教授，住在海淀，对海淀也非常关心”。他还提到1990年拍圆明园历史专题片请学者专家作顾问时，他首先就想到侯老先生，并专程前往燕南园邀请，被侯先生欣然接受的往事。

侯先生为配合演讲，还挑选准备了13幅地图，有《(水经注)所记蓟城与西湖位置示意图》、《西南三环路以内金中都遗址示意图》、《元大都图》、《明清北京图》、《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向北延伸》等。其中《莲花池现状示意图》、《后门桥地区改造示意图》等都是侯先生为这次演讲专门绘制，侯先生还请岳升阳博士制成胶片，现场演示。侯老的建议引起市府领导高度重视，汪光焘副市长多次亲临现场召开办公会，落实整改措施。市文化文物局领导又派车请先生到现场察看指教。根据侯先生提出的建议，市委、市政府将莲花池环境整治和后门桥整治修复工程同时列为重点工程。两年来，市里和丰台区共投资3500万元，由汪光焘副市长亲自主抓，先后完成了莲花池内湖、风荷亭、游船码头、万人广场、喷泉、长廊等建设工程。并按照侯先生建议，又从玉渊潭引来清水注入湖内，补种荷花，已经干涸了八年之久的莲花池即将呈现昔日“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秀色神韵。代表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起点的后门桥(先生建议改用原名“万宁桥”)也已全部修复，为游人方便，还在它的西面什刹海东岸出水口处也建了一座石桥。汪光焘副市长请侯先生再为新桥题名，先生正在酝酿中，他说：“我想总得起一个既能延续历史文化，又能体现时代新意的名字才好!”

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仪式，侯先生坐着轮椅成为第一号嘉宾。那一阵儿他腿疼得站不起来，但还为莲花池修复之事跑过好几趟。就在仪式前两天，先生不慎在卫生间跌了一跤，在看病开药时，还在药品盒背面写下参加活动的建议。今年4月底，先生对笔者说他正在根据古籍资料文献着手绘制莲花池原貌图，汪副市长非常重视，予以支持。

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拜访侯仁之先生，笔者由衷感到先生的学问好，社会关怀更好，不禁想起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教长者”，别的好像就不用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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