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忆陈岱孙先生

作者：陈芳

1997年8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埋头于海淀区地方志政协卷资料长篇整理的我，收到一封信，肃穆的信封上面有黑体字“陈岱孙教授治丧办公室”。当时真惊呆了，岱老走了?让人不敢相信!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想哭，即刻给治丧办公室打电话，表示作为晚辈要敬献花圈和挽联，又陈述了难过心情。办公室的同志说大家都一样，感到挺突然的。

下午，我去中关村鲜花店请年轻的老板扎了一大束鲜花，内中有马蹄莲、凤尾葵、黄白菊，还特意插了两枝玫瑰，小伙子讲岱老是高寿无疾而终，可说是“喜丧”。然而我的心依然沉重得很。捧着鲜花来到北大燕南园55号，客厅北墙正中一帧大镜框黑白像片里岱老慈祥地微笑着。我一下就哭了，先是鞠躬致哀，后双手合十，垂首默祈上苍护佑我伤老英灵安息，再跪泣叩首，仍感不能表达伤心之万一。岱老亲属接过花束，放在岱老遗像下面，周围已有不少束鲜花，还有花篮。岱老亲属说岱老此生真不虚度，身后有这么多人由衷地怀念他。笔者说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一、众星拱月仰岱岳

1990年5月底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德高望重的陈岱老。当时全国政协正在政协礼堂举行“庆贺陈岱孙先生90寿辰和从教63周年茶话会”，我跟随北大党委统战部的同志们前往致贺。当精神矍铄的岱老出场时，我即为先生整洁的仪表、潇洒的风度所倾倒，只见先生身着朴素的深蓝色中山装，面容清瘦，讲话清晰。先生当时已达90岁高龄，然而上下主席台不用搀扶，身轻体健，行动自如。而与会领导、岱老弟子和各界人士表现出来的敬仰之情又深深地感染了我。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写来祝贺信称赞岱老：“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在经济学研究上有很高造诣，值得大家学习。”谷牧副主席则发言评价陈岱老是“一位具有坚定的爱国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茶话会结束后，北大的同志们和陈岱老合影留念，统战部长葛淑英阿姨把我也拉上了，心里真是高兴，觉得能和陈岱老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师长合影非常之荣幸。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去北大燕南园先生寓所拜望岱老，现在此缅怀追叙，以资众友更好地向岱老学习。

二、爱国者的道路

在访谈中我感到，陈岱老等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家爱得真挚、深切，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前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科学救国、精忠报国的意识深入骨髓，爱国是他们一生事业的原动力。

1992年11月初的一次拜访中，岱老回忆起他早年的经历。自少年时代就目睹中国的积贫积弱，面对世界萧条的压力和外侮列强的欺凌，痛感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但是一般人民生活的艰难，而是一切立国大计的无着”，“富强是当务之急”。岱老说到1932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货币会议，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参加，唯中国没有被正式邀请，“国大却言轻，你不配的！”伤老由衷地慨叹。至1936年先生更尖锐指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幸免于列强政治的瓜分，而经济侵略乃与日俱进。”使晚辈更为感动的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先生还在想着前方部队士兵要填饱肚皮，一再呼吁要培养我们的经济力。新中国成立后，岱老全身心投入经济学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岱老边教学边研究，边从事社会工作，更关注改革开放，发表的学术演讲和各种论文累计竞达百万字。1993年还发表《我对通货膨胀的一点看法》，其中充满真知灼见。

陈伤老早年在美国念了六年书，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即准备回国。伤老对笔者说过，他们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回来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不像现在有些人先考虑回来不回来。

三、蔼蔼师尊、长者风范

岱老于1927年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新设经济系任教授，次年即任经济系主任，一直是清华骨干台柱，被公誉为“清华人的骄傲”。1953年后到北大经济系任主任。28岁至84岁都做系主任，90岁还带博士研究生，令人感佩至极。岱老曾对笔者很谦逊地说：“我最适宜的工作就是教书，别的事情不会做。在任何国家教书都是很苦的，我从不考虑这个问题。”早年岱老抽烟时，学生都爱送香烟、雪茄、烟斗，到“文化大革命”中不抽烟了，学生们就送咖啡，什么品牌的都有，这算是一段趣话。

岱老当年学成回国后每学期同时开三四门课，每周课时9节至12节，而现在却是三四人同教一门课。对此岱老很为焦虑，诚恳地说：“这怎么行?”笔者拜读过岱老当年写的《关于大学毕业生职业问题一个建议》：“社会费了大量的财力，造成了这不一般的人才，造成之后，又把他们弃置不用，当初的财力岂不是虚掷?”显出经济学家特有的精明。

面对教书这一永恒主题——培养后人、造福社会，先生坚持默默无闻地把自己一生精力都花在学生身上。教书60余载对学生一向耐心细致，哪怕是不知深浅的毛头小伙儿拿很不成熟的观点上门讨教，先生也是要亲自看论文，用红笔修改，告诉后生：你所谓的“新发明”哪位学者已有言在先，如想再论，建议参考什么书，并开列书单。先生在审阅中青年学者的论文、书稿时也是认真至极，逐段逐句，错别字都予以修正。他曾给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出了近两万字的指导意见。记得岱老说过：“青年人做学问就该老实，这是我的一贯看法。”真乃循循善诱，清流惠风。

“春风化雨乐末秧”。1994年春天的一次拜访中，岱老平稳地说：“我上课时从来不点名，但下面总是坐得满满的。我对青年同志有一种好感，觉得中国的将来在青年身上，协助社会培养一代新人是很有意义的。亲戚也好，学生也好，他们都不怕我。现在家里有两个外甥孙子、孙女住在后屋，有小孩子在，热闹!”拜访中，岱老的得意弟子、知名教授晏智杰、张友仁诸先生都由衷地赞颂先生的治学、为人之道。
笔者也亲感岱老的长者风范。自幼在末名湖畔徜徉的我，童年时曾跟着父母到过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1992年底的一天，当向岱老追述往事，老人家眼角立即浮上慈祥的笑意，问：“你那时才多大?觉得苦吗?”在笔者起身时，岱老还笑着伸出手来，说：“江西干校的小朋友，好好走啊：”让人心里真温暖，我永远都忘不了这句话。1993年元旦，我再去燕南园拜望，坐在客厅里的岱老一见我进门，即起身相迎，我赶紧扶老人家坐下。岱老外甥女、《文汇报》记者唐斯复老师告诉我，孩子们都喜欢他们的舅公。后来出门时，岱老又起身送我。真是让人感动至极，后生晚辈岂敢啊!笔者冒昧，想请他多指教，岱老非常和蔼地同意了，说笔者随时可以去，只要他在家。

四、人格清逸，风骨劲健

陈岱老一生孜孜矻矻，尽瘁教坛，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面对百年沧桑，不弃精神学问。先生弟子谈起他时都露敬重之色。北大经济学院教授陆卓明先生称赞岱老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岱老对西方经济学是融会贯通，不是东抄西抄，而是始终如一。直到1996年，岱老还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早在1978年为厉以宁教授专著作序时即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一生把自己的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

先生虽然无家室，孤旅一生，但对生活仍很有追求和讲究。早年留洋时，去西班牙是为了看斗牛，到意大利则一定要观歌剧。岱老很奇怪当代人出去就是为了搬几个“大件”回国，而不是去做学问、长见识。当年先生面对国内财政论述几乎空白的状态，自言曾有“野心”写一套系统的财政金融研究专著，以组建中国自己的财政金融研究系统。后来先生风趣地告诉笔者，自觉能力有限，官场陋习看不惯，挣钱又累，再加上求学时学的是财政金融，只学花钱，没学挣钱。然而言谈中却透着清高：虽然是学经济的，却始终抵制唯利是图。

岱老生活上有追求，但不挑剔，精神乐观。“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住在镜春园的老式平房里，潮湿阴暗，中央领导同志访问他时都觉过意不去，先生却说环境有野趣。谈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岱老讲不算大，“层次没那么高”。第一等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二等差“反动”两字。当时有学生贴大字报在家门口，说岱老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此，岱老一笑了之，自嘲当“反动派”这不够格哩!1957年先生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写提案反映我国人口问题，呼吁实施计划生育。据说康生当时曾想据此划岱老为“右派”。笔者问过岱老可有其事，岱老还是笑着讲，他是听到过这个“谣言”，但后来没有证实。

1992年的一个冬日，岱老向笔者谈往事时，曾讲归国后目睹北洋军阀政府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使他想起《孟子·/文公章句下》中引曾子语“胁肩诌笑，病于夏畦”这句名言，发誓终生不为官。可叹笔者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竞不知所引何言，还劳岱老亲笔指教，真是难忘师加恩。

最后谨以笔者1997年为岱老所撰挽联作为本拙文结束语，以表敬仰追怀之意：

气派吞山河，宗师懿范敬仰岱岳；

萋萋生春草，先生道德痛泣王孙。

　　　　　　　　　　　　　　　　陈公大师千秋

　　　　　　　　　　　　　　　　丁丑夏月晚辈陈芳哀挽

本文拙陋，却是真心情。敬爱的陈岱老，原谅您的小朋友吧!

(本文作于1998年，收录于《陈岱孙纪念文集》)

记著名民间文艺家钟敬文先生

历史深处探宝现实书就辉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