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引漳入林”的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下，经历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从修小型水利工程到修大型水利工程的过程。林县山区建设史，在一定上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辉煌的水利发展史。兴水符合林县县情，兴水就是为林县父老乡亲办实事，兴水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众从兴办水利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从而更加热爱党，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干到那里。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行七分区司令员皮定钧领导军民一边打仗，一边开展大生产，在合涧乡河交沟淅河岸边修了一条小型引水渠，解决了几个村群众的人畜吃水问题，被群众称为“爱民渠”。1957年，任村区委发动群众将1944年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南谷洞引水未修成的26公里渠道建成通水，起名叫“抗日渠”。任村桑耳庄村党支部为解决本村缺水问题，领导群众，引山泉入村，安了6个水龙头，吃上了自来水，成为轰动林县的特大新闻，不少村群众赶到那看“稀罕”，说“共产党会牵着龙王的鼻子走!”。河顺马家山村党支部率领群众修渠引山泉进村入池，解决了群众吃水，还有了几亩水浇地，能种萝卜、白菜，群众称赞共产党领导致富有办法，写成了《马家山巨变》的小册子。人民群众把推翻旧制度，赶走侵略者，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联在一起，是一种爱国主义觉悟的生动体现。县委抓住这些典型，在全县开展讨论：任村区、桑耳庄、马家山能办到的，其它区和社村能不能办得到?1955年，中共任村区委动员木家庄、卢家拐、盘阳、赵所等村，修了一条长17.7公里的天桥渠，能浇漳河南岸一部分耕地，群众就编出一首顺口溜：“想天桥(渠)，盼漳河，让咱林县人民解解渴。昼夜不停拼命干，漳河水过不了露水河，只要引来漳河水，谢天谢地把头磕”。充分反映了林县人民世世代代就有“欲引漳河而未遂，盼漳河入林而未达”的心愿。

　　随着林县山区建设的进程，1956年5月份召开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总结前段山区水利建设经验，讨论林县12年山区建设全面规划草案，一个以治山治水为中心，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卓有成效地展开。1957年11月，中央、省、地委通知林县作为先进典型参加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各省负责农业的书记或副省长参加，有10多位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和我到会。主持会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让我在会上汇报了林县山区干旱缺水、地方病及治山治水建设开展的情况，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国务院办公厅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又专门让我汇报了林县山区存在的问题。11月10日，朱德副主席到会作了《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重要讲话，指出：“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把山区的资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困难的。山区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会议发出“要把现在贫瘠的山区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新山区”的伟大号召，对全国山区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会后，我们于12月中旬召开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林县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我代表县委作《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全县水利建设的任务与要求，提出“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战斗口号，并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要“下定决心，让太行山低头，令淇、淅、洹、露河水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林县面貌”。深入贯彻中央“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治山治水方针。社社队队开渠引水，筑库蓄水，劈山凿洞，埋设地下管道，引山泉，打旱井等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全县上上下下掀起大搞水利建设和绿化荒山的群众运动，使已建成的英雄渠、抗日渠、天桥渠、淇河渠为主体的中型渠道发挥巨大作用，不仅缓和了一部分村人畜吃水的矛盾，还大大增加了灌溉面积，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兴修水利的威力。

　　1958年元旦，在庵子沟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推广阉子沟水土保持工作经验，作出在全县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决议，会议号召“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基本控制林县水土流失而奋斗”。接着，县委还召开青年建设山区积极分子誓师会，对光秃的龙头山开始进行绿化，对热爱山区办水利的积极分子进行表彰，“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办水利。 3月份，国务院在新乡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讨论治理卫河问题。治理方案是上游“摘帽”，下游“脱靴”，即上游建水库把水蓄住，下游疏通河道水流畅通。会议结束后，县委研究决定修筑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中型水库。当时想，只要有了这三座水库，全县南、中、北部就可以彻底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此时，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各社队还建设了一批小型库塘，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58年9月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于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11月1日，毛泽东主席赴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新乡火车站接见豫北地区的县委书记。毛主席和我们座谈时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奖状，授予林县人民委员会。

　　大自然好象专门和人们闹别扭。当林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时，1959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淇、淅、洹、露四条河流都涸干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很多村庄群众又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事实证明，现有水利工程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县委通过多年来领导水利建设的实践，认为单靠在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不可能，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到县外考察。县长李贵等到山西省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等赴山西省壶关县，我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一个组去平顺县、潞城县，调查结果，淇河、浙河上游的陵川、壶关引水希望不大，水源充足的还是浊漳河，常年有20多立方米／秒流量，最枯水季节也有10多立方米／秒流量。我们这次考察摸清了水的流量，亲眼看到一些泉水滚滚的源头，看到了希望，高兴极了。

　　1959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进行专门研究。会后，县委派出35名水利技术人员沿漳河测量，提出三个引水点：一是平顺县石城侯壁断下，就是现在的引水地点；二是耽车村；三是辛安附近，比现在引水的地方高得多，如果从那里引水，渠道可以从南谷洞水库大坝上过来，穿过马鞍墒山的黄露郊，从姚村水河村凿洞过来，还能建一个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并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库连贯起来，引水搞调蓄。测量队汇报后，大家都倾向于后两个引水点。我担心测量不准，又让复测4次。10月29日，县委又举行全体(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决定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待请示上级批准后，立即上马。11月28日，县委举行常委会议，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耽车和辛安两处引水地点作了比较，大家都同意从辛安引水，决定按此方案设计。12月5日，我同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张健民研究了引漳入林问题，得到他的支持。12月27日，县委委员张中和与县水利局副局长段毓波到新乡专署参加水利会议，我让他们向专署汇报要求引漳入林问题。当时真可以说，引漳入林的准备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兵分几路行动，一方面向专署和省委写请示报告，一方面派人到山西省委进行协商，一方面在家里做好群众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

　　1960年1月24日，我给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请省委、省人委给山西省委、省人委发公函，进行协商，省委、省人委除发公函外，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又以个人名义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了亲笔信，委托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等持信件到山西省省会太原找领导办理此事。这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就要过春节了，我要求他们别考虑同家人团圆过春节，就在太原度节，不急不躁，时间住的长点也可以，以办妥事为目的。

　　1960年1月31日(农历庚子年正月初四)，我和县委几位领导同志带领县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公社领导干部和弓上、南谷洞水库部分优秀的工队长约100多人，到天桥断上牛岭山，面对漳河察看“引漳人林”渠线经过的地方，动员大家作好上工前的一切准备，决心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对林县从山西省境内“引漳入林”非常重视，春节刚过即于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开会研究，并写信给河南省委予以答复，因耽车村以下有赤壁断、侯壁断等几个大的跌水，要建水力发电站，同意林县从侯壁断下引水。

    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我在郑州参加省四级干部会议，当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河南省委的复信转给我阅后，高兴万分。当即给在县里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运保打电话，让他们立即进行筹备，做到领导落实、任务落实、施工地段落实、民工落实、后勤工作落实，并安排县委办公室和林县报编辑部拟写《引漳入林工程动员令》，作为告全县人民书，用红字印在《林县报》上，然后立即召开动员会，抓紧时间上人。一场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的“引漳入林”工程建设，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政治动员、勘察设计和周密地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建设成功了。

 　　　　　　　　　　　　　　　　　　三

　　红旗渠建成后，引来很多中外参观客人，他们看到悬挂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都赞叹不已，不约而同地发问：“这么宏伟的工程，兴建于六十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时期，是怎样干成的?真叫人不可想象。”确实，建设中有经济上的困难，有政治上的压力，风风雨雨，几经周折，一言难尽。总的来说，一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支持，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精心勘察设计；二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四是有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和好的干部作风，干部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与群众并肩作战，共渡难关。有了这四条，其它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具体讲，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赖国家还是依靠自力更生?只要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办的事情，就抓住时机去办，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就能克服修建红旗渠中的各种困难。

　　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县财政的收入十分薄弱，靠国家给钱国家有困难，靠上边投资上级缺款，如果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遇，林县人民可能永远吃缺水之苦。那么，依靠自力更生，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住修建红旗渠这个特大的“棕子”?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因引漳人林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办的大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想出许多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社队采取出劳力按受益面积摊工，做活定额记工，回队参加当年分配；上工地民工各自带镢头、铁锨、抬筐，个人没有的生产队负责筹备；吃饭是民工自带口粮，不足部分集体储备粮补足，菜蔬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县里每个工日补2毛钱；工具修理由各公社负责，小车到工地计工分，集体补点磨损费；各队搜集废钢铁送到工地，供修理点使用；县里负责买炸药、钢钎、水泥等大件物料。修建总干渠开始，特别是修建一、二、三干渠时，资金需求的数额越来越大，经和社队干部商量，抽调包括正副科级在内的县社干部30余名成立劳力管理组和驻外办事处，组织社队工程队，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劳力收入百分之五到七上交县财政，作为建渠资金，其余按钱记工交集体作水利建设投入，解决了很大困难。县里还派人四处求援，听说洛阳故县水库停修，留存一些炸药，请示省里给了500吨。各部门的汽车和一部分平车自出经费往回运，随炸药又运来200万个雷管。国家分配给农业上的化肥销酸铵，群众找来锯沫，套上牲口用碾子碾，光自造炸药一项就节约140余万元。石灰全靠自己烧，自己办了水泥厂。大量的抬筐，是从山上割来荆条自己编。没有钢钎，就请当年老红军团长顾贵山和转业干部到部队找老首长求援，购买了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剩下的钢钎、炮锤，运回来后，把好钢钎截成几截，焊接在不好钢钎的头上用。修旧利废，一物多用，用炸药箱子做水桶、灰斗、车箱。杠子折了当镐把，再不行了当锤把，一分钱掰成几半花，那才叫一种“老抠精神”。整个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6.06％(其中含投工折款，一工一元钱)。这些数字中包含了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修渠付出的不讲报酬、忘我劳动精神的结晶。

　　 (二)苦熬还是苦干?只要让人民群众懂得苦熬是没有尽头的，苦干是暂时的，只有苦干才能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从而更大限度焕发出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极高的聪明才智。

　　1959年冬季，红旗渠测量时，工程技术人员冒着冰天雪地，爬山涉水，饥了啃口干粮，渴了吞一口冰雪，白天跑一天，晚上回来计算到深夜，及时拿出了实测数据，给县委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立了大功。民工们一下子涌到山西3万人，哪有那么多民房可住，大家住山崖、石庵、石洞，打土窑、搭席棚。白天干一天，晚上被子潮得不能贴身。在帐棚里睡，半夜醒来，一睁服，看到满天星，原来席棚顶早被风刮跑了。渠首大坝截流时，任村公社的男女青年们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中，结成人墙，抗拒激流，使截流成功。征服石子山，放炮后，孵石直往下淌，那真是“猴子不敢上，飞禽也难沾”，东岗公社发动群众上山割来马荆条，编成几道防护墙，沿山开沟拦住滚石，顽强施工。强攻红石崭，这里仰天壁立万仞，低头万丈深渊，滚滚漳河，红旗渠就要从齐整整如刀切的山崭上通过。东岗公社组织70余名强壮劳力，腰系绳索，凌空打钎放炮，石质坚硬，打一锤，钢钎在石头上蹦一蹦，半天打不了一尺深。就是凭着这种韧劲，先打成小炮眼，再炮里套炮，打成12个直径1米多，18米深，能装药一千公斤的连环炮，一齐爆发，半架山应声而倒，这才在悬崖绝壁上崩出来渠基。[行鸟]鹉崖是红旗渠要通过的又一天险。放炮以后的[行鸟]鹉崖，呲牙裂嘴，刮风下雨，石块坠落，1960年6月12日，城关公社谷堆寺工地因山石坍塌，当场砸死9名民工，3名民工重残，有的才20多岁。城关公社社长、分指挥部指挥史炳福向我汇报时失声痛哭，我也哭了。后来组织[行鸟]鹉崖大会战，总指挥部的干部上工地把手表都放在家里，他们说这是唯一值钱的“遗产”，准备应付一切不测事件，将生死置之度外。青年洞开凿时，缺粮少菜，大家忍着饥饿苦干，青年们把豪言壮语写在太行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后辈不受苦，我们就得先受苦”。大家研究创造了“三角炮”等爆破新技术，改进了放炮时间和排烟办法，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1961年7月底把青年洞凿通。

　　引水的咽喉工程青年洞凿通了，红旗渠总干渠和露水河西支浊河在白家庄发生了交叉矛盾，怎么办?渠水洪水谁给谁让路?指挥部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设计了一个空心坝，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犯河水。修建桃园渡桥时，拱胎和路架需要大量木料，在当时困难情况下，技术人员发明了“简易拱架法”，节省了大量木料，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十分科学的渡槽。夺丰渡槽全长350余米，高14米，50个孔眼，要过3个流量的水，所锻的石头，块块精雕细刻，修得那么样的漂亮，都称赞是一个巨大的工艺品。没有吊装设备，就用游杆当“吊车”上石料，克服种种困难建成。开凿近4公里长的曙光洞，开始用两头对打的方法进展很慢，后在渠线上打了34个竖井，扩大了工作面，战胜了流沙、漏水、排烟、塌方冒顶等困难，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红旗渠上最长的隧洞。

　　(三)修建红旗渠改造大自然的人民战争造就了一代英雄，一个英雄前面走，众多英雄跟上来。

　　红旗渠工地是个大学校，更是一个大战场。建渠十年，培养造就了领导骨干、工程师、技术员、铁木石各类工匠、烧石灰、造炸药、水泥及除险放炮能手等7747人，不仅保证了红旗渠工程的建成，还组建了一个民工工程团，参加了国防工程建设。在改造大自然的战场上，涌现出了许多不怕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81位同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林县人民的优秀儿女，将永远受到后人敬仰。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河南原阳县人，是当初红旗渠工地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1958年修南谷洞水库，负责设计，不知疲倦，解决了很多工程技术难题。小伙子长得很英俊，高个子，在工程技术上是挑大梁的，因当时饥饿，他去外边跑测量，中午吃饭；一两白面的小包子吃27个，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当王家庄隧洞施工出现塌方时，他明知有危险，为了民工安全施工，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入洞查看，不幸洞顶坍塌，两个人光荣牺牲，当时吴祖太27岁。李改云(女)临危不惧，舍已救人，山石劈下，她推开别人，自己左腿被砸成粉碎性骨折。除险队长任羊成，每天腰系大绳，飞崖除险，为崖下修渠民工安全开路，而自己几次从半崖上摔下来，掉到荆窝里，浑身扎满了枣刺，石头落下砸掉了三颗牙，也不下火线。

农民技术员路银，转战英雄渠和红旗渠工地，忠诚老实，施工中一丝不苟，组织上交给他的艰巨工程，拼死拼活，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完成。凿洞能手王师存，在曙光洞里被塌方堵在洞内，一片漆黑，空气稀薄，死神步步逼近，他们拼命挖出豁口，让同伴先出去，自己才脱了险。放炮能手常根虎，胆大心细，每天象壁虎一样，腰系绳索，下崭飞崖点炮，那里出现未响的瞎炮，他都一马当先去排除。副县长马有金，在水利工地任指挥时间较长，不叫苦不喊累，任劳任怨，因工作忙，“三过其门而不入”，直到母亲病故，才请示县委回家送葬。哪一个人没有母子情呢?他跪在灵前痛哭地说：“娘，我不是你的好儿子，没有为娘尽孝。”我说，他为人民立了一功，是林县人民的好儿子。

魏家庄大队支书魏三然，为了把水引进村里，明知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还要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坚持进洞施工，在生命弥留之际，还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再三叮咛：“凿通……隧洞……，引水……入村……他的女儿魏秀花，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女继父业，夜以继日地在隧洞里战斗，因施工罐车发生故障，光荣牺牲，年仅23岁。还有韩用娣、郭秋英、张买江等青年后起之秀。这些英雄们的闪光品质，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硬骨铮铮，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英雄起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才使我们的水利建设队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红旗渠建设的回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