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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导深入第一线和群众同心干,及时总结教训和经验,保证红旗渠建设工程顺利进展。红旗渠动工之初,由于干这么大的工程缺乏经验,也造成了一些失误。但是,由于县委、各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都在第一线和群众一起参加修渠,就能够做到有经验及时推广,有问题及时纠正。1960年2月10日晚,县委召开"引漳入林"全县广播动员大会,第二天,农历正月十五,千军万马出征奔赴工地。往山西走都是小道,开不过汽车,修渠先修路,人进路成。从坟头岭(分水岭)到渠首.70公里的太行山腰,上了3万余人,摆开"长蛇阵"。这么多人上了山,到渠上看人又很少,搞了不到一个月,由于技术上顾不过来,有的渠线开高了,有的错把渠底当渠顶崩了,到处挖得象"鸡窝坑"一样。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少数人对引漳入林工程意义认识不足,施工中遇到一些困难,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干扰生产,说什么:"这么大的工程靠人力一锤一钎挖掘,到驴年马月也完不成。"有的说:"现在生活这么苦,还劈山修渠,不如趁早收摊。"县委认为这都是前进中发生的一些新问题。于是,县委开了个"盘阳会议",改全线铺开的"长蛇阵"施工方法,为缩短战线,分段突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干一段成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强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尽快减轻平顺县沿渠村庄群众的负担。因此决定调兵遣将,全体人马很快集中山西境内20公里,到8月30日,经过6个月的艰苦奋战,这一段渠通水了,县委组织全县农村大队支书以上干部,分批前来参观,大家劲头足了:"千年盼,万年想的漳河水,真的能流过来,到了县境门口,咋能让水再白白泄入漳河流走?"群众是最现实的,大家看到水来了,欢欣鼓舞,建渠积极性如火山崩发。以后各期工程都采用建成一段渠,放一段水,"以水促渠",整体推进施工的领导方法。再比如渠带路问题,当时县里强调挖渠凿洞出碴,要利用石碴垫路,出碴不见碴,渠成路成。如一干渠边的沿渠公路、卢寨岭下边的公路、县城往桃园的路,都是用建渠挖出的石碴垫成的,既便利了交通,又可以少占地,一举多得。如果领导不在第一线,这些问题很难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提出对策。
(五)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必须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红旗渠整个修建过程中,县委一班人是铁了心的,大家认准的道,就手挽手、肩并肩走到底,有福同享,有难共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起到了一个县委应起的主要领导作用。1961年,国际上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赫鲁晓夫逼债,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人民处于饥饿中。红旗渠建设经受着严峻考验,资金、物资供应很紧张,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建红旗渠认识不一致,有怨言,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给县委带来很大压力。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纠正村"左"的错误。有人趁机向领导同志反映说"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县委为高举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领导同志听后,误认为林县情况严重,批评林县县委:"左"的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生活这样困难,还在继续修建红旗渠,县委书记杨贵是个死官僚,要撤销他的职务。小组讨论时,参加会议的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说:"领导同志批评林县,所谈的情况不符合实际。"领导同志听了此话,认为这个组织部长不认识错误,不让人说话,是违犯"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决定撤销路的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当即会议宣布了对路加林的撤职处分,并通知各县县委书记,报到地委开会。我到地委后,感到气氛十分紧张,有些同志不敢和我说话、握手。当地委书记给我谈了情况以后,我提出三条意见:第一,组织部长路加林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把实事求是讲真话说成是违犯"三不主义"而撤销职务,这才真是违犯"三不主义";第二,我不同意撤销路加林的职务,如果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承担;第三,请地委将我的意见报告省委和党中央。第二天,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各县县委书记发言。我在发言中有气,做好了被撤职的思想准备。我说:农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一下原因,只责备下边,我不赞成,这也纠正不了错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责任也不是只在下边。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有错误,撤我的职可以,撤组织部长路加林的职务,我不同意。接着我谈了林县当年干旱缺水,16万人翻山越岭取水吃,以及大部分建渠民工已经下山,只留少部分人在凿青年洞;林县县、社、队三级还有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情况;尽快建渠引水;也是为干渴的林县群众着想。这些意见申述后,得到与会同志的理解,领导又派人作了调查,认为县委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不久恢复了路加林的组织部长职务。
会后还有些人说修建红旗渠不对,甚至批评县委,让红旗渠下马。经过县委反复研究,红旗渠是林县的百年大计,不能动摇,不能下马,但方法上可以灵活调整,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干一段成一段,总有一天要完成的。
1961年9月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来林县检查指导工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杨贵呀,有些人对你们修建红旗渠意见不小,认为有盲目性,这么大的工程一旦出了问题,县委领导特别是你就不好交代。红旗渠是沿山崭过来的,测量得怎么样?水究竞能不能流过来?浊漳河泥沙很大,给你淤积堵塞了怎么办?过水量那么大,渠底坍塌冲垮渠墙怎么办?诸如此类问题,你有没有把握,一旦出了问题,这就不是一功,而是一罪,到那个时候就有人责难你了。"我听后夜里睡不着觉,回想到我童年时,祖母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家乡汲县的一个村,全村百姓兑钱兑粮修盘山小渠引水,因测量不准确,建成了,水流不过来,负责修渠的主持者自愧上吊自杀了。修红旗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很不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将水土保持局局长段毓波、副局长靳林年找来,就上边几个问题,又细致地进行了询问,并让他们组织力量进行复测,要求技术人员在设计时要考虑到防止泥沙淤积问题。经他们复测后汇报说,水流过分水岭没问题,淤积问题可以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但我心里仍一直不踏实,直到总干渠通水,我才算放了心。
1962年11月5日,上边又来了个调查组,找我谈话说:"有人揭发县银行行长路明顺未经批准,随意动用县里退赔款,是个严重错误。"调查组要进行调查。这时县里边又刮起了一阵风:"林县县委又犯了错误,上边来调查了",干扰红旗渠建设。我和负责红旗渠后勤工作的县长李贵、书记处书记秦太生研究,都说:"这是我们县里的钱,在银行存着,我们用它来修建红旗渠,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有错误,是我们县委的责任,与路明顺无关。"县委和调查组发生了对立。他们将问题看得很严重,要处理分管这个工作的县委书记,要撤销路明顺的银行行长职务,县委不同意,后来给了路明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他们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阅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时隔七年后的1970年8月20日,财政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河南省林县不顾条条的限制,集中了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大搞群众运动,经过了10年的奋战,建成了长达二干余里的红旗渠,还兴办了水泥、煤窑、机械等小型工业,全县农业大翻身,工业蓬勃发展,如果按老规矩,那就根本办不成。"这个一直被人非议的问题,才算有了正确的结论。
1966年秋,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通水后,党中央、中南局、省委号召学林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林县人民情绪高昂,意气奋发,全面铺开的支渠配套工程建设,确有势如破竹,无坚不摧之势。就在这时,"文革"的火烧到了林县,9月21日地委机关一些人来林县造反,说"林县是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林县县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杨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直机关和各公社主要领导都游了街,罢了官。中共林县县委被改组,县委副书记路加林被逮捕,各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状态,有的领导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轮番批斗,红旗渠遭诬蔑,刚刚发动起来的支渠配套建设高潮被迫中断了。
1968年4月,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河南省委的关怀,林县革委会成立,广大群众明辩是非,拨乱反正,重整旗鼓,把以支渠配套为中心的水利建设转入正常轨道。从1968年7月起到1969年7月共完成支渠配套1180公里,红旗渠原计划1967年5月全面完成,被"文革"耽误了二年,8年任务10年完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旗渠配套工程完成后转向"改条件、建基地、工支农",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带动林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时候,又掀起一场风波,说:"林县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红旗渠不是自力更生建成的","红旗渠灌溉面积不实"等等。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否定林县红旗渠,妄图再次整垮林县县委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印发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再一次肯定了"林县人民战天斗地修建红旗渠的巨大成绩",极大地鼓舞了林县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由此,我想到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盯住目标,楔而不舍,如果碰到风险遇到艰难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六)上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友邻省县及全杜会的支持,鼓励着林县人民将红旗渠建设进行到底。
在建设红旗渠过程中,虽然我们在经济上、技术上都遇到许多困难,在政治上也遇到了一些责难,但每逢关键时刻,上级党政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1961年和1962年困难时期,省委书记、副书记、副省长多数都来林县视察过,他们十分关心红旗渠的成败,看到红旗渠和农村情况后都表示放心,并给予支持。有一次省委领导看了群众生活、储备粮、红旗渠建设情况后说:"这次看了林县的情况我才放了心,我真为杨贵同志捏了把汗,如果红旗渠出了问题,你们太不好交代,要成千古罪人,现在眼睛盯住你们的大有人在。"
1961年9月21日,我到省里开会,向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吴芝圃汇报工作,坦率地谈了新乡豫北宾馆会议以来,有些人对林县县委说长道短,林县县委的压力很大。刘建勋说:"杨贵同志,你的情况我清楚,豫北宾馆会议那种作法,我不赞成,你的工作做得是扎实的,经得起考验的。我在北京开会周思来总理还专门问到你们的情况,他对林县工作很关心。"接着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陶铸同志也说过要支持红旗渠,我看要从今年省里的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杨贵他们解决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吴芝圃说:"可以,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一二百万元,在当时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当然,我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工程引起了周思来总理和中南局、省委领导的重视。
周思来总理对红旗渠的建设曾给予高度评价。1965年国庆节期间,他在北京农展馆很高兴的观看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展览,对修建红旗渠连连称好,他特意问农展馆负责同志:"林县没有模型吗?"随即指示说:"林县要有模型,要加强宣传。"他还问讲解员:"你到过林县没有?"讲解员答:"没有"。周思来总理嘱咐说:"要亲自到林县看看,看了才能讲好。"周思采总理的指示传到林县后,对我们县委、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是个很大的鼓舞。同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党的领导无所不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记述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斗争的英雄事迹。并发表社论指出:"林县,是一面大寨式先进县的红旗。扛起这面红旗领导全县人民在斗争中前进的,是林县县委……林县也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这样极高的评价县委实感盛名难符,压力很大,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同时深刻认识到,只要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66年2月14日,河南省委在传达中央召开的八省、市、区抗旱工作会议精神时讲到:中央抗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示,搞水利,搞农田水利建设,要认真推广先进经验。林县红旗渠的经验很好,一个那样严重干旱的县,水的问题解决得好,这个经验现在还没有被大家所认识,也还没有推广开。周恩来总理称红旗渠是"人工天河",是中国农民的骄傲。1968年7月15日,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事工作谈话中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不断介绍外国元首和贵宾来林县参观红旗渠,到1980年止,来林县参观红旗渠的外宾达11300余人,涉及五大洲119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12月,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开会前,周恩来总理见到我问:"杨贵同志,你红旗渠引的是浊漳水还是清漳水?"我说:"是浊漳水。"他说:"那红旗渠水源就有保证了,浊漳水源充足。"当时我想,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全国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还在惦念着红旗渠,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渠的事情办好。1974年2月25日,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李先念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林县参观,他看了红旗渠后说:"百闻不如一见,看过红旗渠电影,也听人讲过红旗渠,总的印象不错,来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工程雄伟,真是人工天河,不要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丰收年份自力更生修通这条渠,也不可想象。要很好总结经验。登山土路难行,来参观的人很多,红旗渠要流向全国,流向世界,路要修好,汽车能开上来才行,你们没有钱我拿钱。"整个参观过程中李先念和卡翁达总统都十分高兴。1977年6月2日,当时担任副总理的王震找我谈工作,在谈到林县情况时,他说:"红旗渠建成了,这是个综合工程,一个水字,它是一株摇钱树。如何更好的发挥效益,要很好研究,农、林、牧、副、电、社队企业和卫生等要全面发展,这个观点不明确,钱从眼前过,不一定能看得见拿到手。"1991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林县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题词揭碑仪式和全省水利建设"红旗渠精神怀"表彰大会,回京之后,7月6日国家副主席王震找我去谈工作,他问了红旗渠情况后说:"红旗渠建成二十多年来,水源少得多了,要保护好、管理好,水源不敢再减少了,那是林县人民幸福的源泉。现在北方缺水太严重了,县委重视这个问题就好办。全国每年都要减少几百万亩水地,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是共产党人,要和人民想到一起才行。"7月16日李先念主席找我谈话,他询问了红旗渠情况后说:"你代我向红旗渠劳模问好。听说红旗渠上游有些矛盾,要协商解决。红旗渠是个中外有影响的工程,要保护好。林县要很好发挥红旗渠的作用。农业不能放松,发展乡镇企业没水也不行。山区群众讲卫生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也必须有水,水是农业的命脉,我看也是人民生活的命脉。红旗渠的管理是一件大事,要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也曾多次问及红旗渠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并指示要搞长藤结瓜,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池塘连在一起,把汛期的水蓄起来,充分发挥红旗渠的作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为我们高质量快速度完成红旗渠工程建设,以及后来的管理和保护指明了方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回顾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我感到县委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建渠之初,由于缺乏大规模施工领导经验,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施工安排也不够周密,出现了一些伤亡事故;在宣传方面,由于"文革"的影响,对"土法上马"宣传的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宣传不够;在红旗渠效益发挥上,当时也提出要"长藤结瓜"大搞蓄水工程,一条红旗渠顶两条红旗渠用,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矛盾,但抓的力度不够,蓄水工程少,效益差,"丰水季节水白流,缺水季节水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风风雨雨,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在红旗渠建设的日子里,林县的广大干部都很辛苦,大家没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都很支持我和县委的工作,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对他们的这种精神和风格,我十分钦佩,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致以祟高的敬意!同时我也深深感到,创业艰难,饮水要思源。当我们用到红旗渠水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为建设、管理红旗渠而光荣牺牲的先烈、英雄模范和一切做出过贡献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忍辱负重的同志;永远不要忘记献出了聪明才智的各级工程技术人员;永远不要忘记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永远不要忘记红旗渠建设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偿援助;永远不要忘记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对红旗渠建设的舆论支持;永远不要忘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思来总理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四
红旗渠通水28年了,它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它不仅仅是物质的实现,更是意志的战胜。这种意志就是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中所孕育的艰苦创业精神。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一方水土也可塑造一方人。正是林县人在太行山那样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培育和塑造出了他们那种不畏艰苦、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可贵品质,林县人民在60年代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的创业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所倡导的艰苦创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建设红旗渠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它让林县干部群众的眼界更宽了,胆子更大了,在后来向新的生产领域进军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们都会说:"红旗渠在那么困难情况下都修成了,现在的困难再大也不在话下。"有了这种精神,没有的东西可以变有,贫穷可以变富。有了这种精神,就能一步一层天地步入小康生活。靠艰苦创业倩神,林县县委、县政府把传统的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积极支持,热情扶植,加强管理,十多万建筑大军走出太行,奔赴全国各地,让工匠建筑技术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挣回了大量的票子。在北京我就看到很多讲着林县话的建筑工匠,他们住的很简陋,吃的很一般,但是,在他们手里一座座高楼平地起,为建设新北京出了力流了汗,誉满京华,我也感到非常光荣。近几年来,林县大力发展了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迈进,各乡村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地;我1990年后几次回林县,故地重游,真为林县的新变化激动不已。记得我们在1958年曾将林县发展的远景描绘为:"渠道网山头,清水到处流;吃的自来水,鱼在库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盖坡沟;走的林荫道,两旁赛花楼;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不缺吃和穿,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三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时候认为遥远的事情,经过人民群众双手的创造,如今变成了现实。林县到2000年或者时间再长一点,将会建设的更美好。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现在的中共林县县委、县政府又进行了新的宏伟决策,那就是要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红旗渠工程",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努力实现"力闯百亿,争当百强,全面振兴,实现小康"的宏伟决策,实施"六路奔小康"发展战略,这勾画出的更是一番美好图景。这个任务更伟大、更艰巨、更光荣。林县人要重振雄风,再造辉煌,拿出当年建设红旗渠的艰苦创业精神,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咬定目标不放松,我相信这个壮丽图景,一定能够变为现实,展现在林县大地上。
今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学习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红旗渠精神,无疑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还应该看到林县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市委领导同志,不断来林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这将会使林县干部群众提高改革开放意识,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自觉主动地把握这一机遇,林县的精神物质双文明建设定会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无价之宝,愿林县人民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自古神州多豪杰,不尽长江万古流。林县,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常常想起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愿林县英雄倍出,事业常新。林县每前进一步,我都会为之高兴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原载1995年4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红旗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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